“港”创科25人｜21财经专访中国科学院香港院AI中心刘宏斌：探索AI在医疗领域的“智慧”革命
发表日期：
2024年5月25日
2024年3月，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以下简称“CAIR”）正式推出开放给香港神经外科医生使用的面向医疗领域的 AI 多模态大模型。CARES Copilot 1.0的多模态信息处理能力是其突出特点，可以精确识别动作、影像以及生命体征等信息。该大模型可以在手术中为医生提供判断参考，例如手术中危险区域的提示等，通过辅助信息让医生操作更为安全。CAIR 执行主任刘宏斌教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医疗领域，垂域大模型对医疗器械的赋能作用将全面展现其内在价值，大模型以医疗器械作为载体，将后端海量的知识库与医生关联，提升医生的治疗水平。 刘宏斌认为，医疗垂域大模型对医疗器械的赋能能够节省医院的人力资本，同时提高医疗质量。刘宏斌以超声波检查为例，超声波检查需要根据病症调整参数及选择探照部位，这需要有经验的医生参与。他指出，如果能以医疗垂域大模型赋能，未来医生所使用的超声检查可以像手机拍照一般简单。随着通用大模型的发展，内地的头部科技企业的发力点开始从通用大模型，转向行业/领域等垂直大模型，相比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更细化、更专业。2023年是中国医疗健康AI大模型元年，短短一年，中国内地的医疗领域大模型百花齐放，现已发布医疗领域生成式AI大模型数量超过30个。刘宏斌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生态将会是通用大模型与垂域模型互相配合。他形容，通用大模型类似房子的地基，而垂直大模型就是基于地基之上楼房的各种形态，在医疗领域，未来并不会出现“通吃”的赢家，而是针对不同的科室、不同的病种或是不同器械存在不同的垂直大模型。他进一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以数据驱动为牵引的，虽然在某些领域，通用大模型与垂域大模型呈现出相似的功能，但这两者训练所需的数据来源并不相同，因此，垂域模型发展会与通用大模型有不同之处。而对于医疗领域垂直大模型未来的发展模式，刘宏斌认为，鉴于医疗场景的特殊性及病人隐私保护的重要性，未来在医疗垂直场景中，大模型的部署将主要采用云端与终端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需要及时反馈的服务，其数据源和处理器将部署于医院终端；而对于无需即时响应的部分，则可部署于云端。因此，将形成混合云的部署模式，以满足医疗领域的实际需求。AI大模型的发展迭代，需要大量算力支撑，“烧钱”也是必不可少的。国盛证券计算机分析师刘高畅、杨然发表的报告《Chatgpt 需要多少算力》估算，GPT-3训练一次的成本约为140万美元，对于一些更大的LLM模型，训练成本介于200万美元至1200万美元之间。虽然相较于通用大模型而言，垂直大模型训练成本较低，但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刘宏斌指出，目前科研院所的研发经费体量，更适合做垂域，其数据量大小与现有算力相匹配。因此，他们所研究的垂域大模型聚焦于医疗领域，确保算力与研究目标相契合。“实话讲，如果这个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话，纯靠科研经费是不够的，一定要进行商业化，要把企业引入到后期的技术转化中去。”刘宏斌介绍。刘宏斌指出，目前CAIR研发的医疗垂域的 AI 多模态大模型CARES Copilot比较清晰的商业化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将大模型嵌入医院的管理流程中，通过为医院降本增效获得回报；另一种商业模式是与医院的设备供应商合作，研究所与企业可以形成共赢共生的生态，利用人工智能大为医疗器械赋能，提升其医疗设备的附加值。根据亿欧智库预测，2023-2027年为医疗健康AI大模型集中爆发的阶段，市场规模将达70亿元。但目前，医疗健康领域大模型相关的商业化进程仍存在一些困难，包括缺乏支付方等问题。刘宏斌指出，对于CARES Copilot而言，目前很多的商业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医生的接受程度、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市场对此的接受度等都仍需要探索，很多问题需要在临床中开始使用时才能够暴露出来。不仅是垂直大模型，很多科研成果也需要落地转化才能发挥其自身的价值。除了医疗垂直大模型之外，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院AI中心还有包括全球首个微创脑手术的柔性内镜机器人系统MicroNeuro在内的多个科研成果。刘宏斌认为，科研成果商业化的路径多样化，根据不同的项目自身特点有不同适配的方式。对于需要依附于医疗器械的软件而言，专利授权的模式可能更为适合；而对于一些相对独立且具有领先性的技术而言，成立初创公司孵化就更为合适。近年来，科研成果商业化转化是香港创科发展的重点。自2018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1500多亿港元，推动香港创科发展，从创科企业的初创阶段、研发阶段到商业化阶段都有配备不同的资助计划帮助企业成长。香港特区政府在2023年100亿港元的RAISe+产学研计划，该计划将以配对方式资助至少100家研究团队，帮助他们将研究商业化。刘宏斌认为，在近几年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动下，香港创科发展日新月异。不时能看到新的政策推出，随之而来的，有不同类型的科技初创公司在香港涌现。不过他指出，香港在技术商业化的阶段仍有提升空间，主要原因在于香港并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在应用领域，香港并没有大型公司，因此一些商业化转化最终只能到内地或是其他地区落地。刘宏斌指出，受香港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的限制，商品化转化的销售肯定不能以香港市场作为目标。香港可以参考以色列模式，专精于技术的初期研究或是初创公司的孵化，而未来的发展可以聚焦于内地，或是利用香港这一国际化都市的优势，辐射到全球市场。以色列风险投资占GDP的比重常年全球排名第一，2020年风险投资总额达到8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39%。据了解，在以色列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下，高校及技术转移公司负责原始创新和技术转移、企业主导技术熟化和商业化、以色列政府主导科技创新战略方向和健全政策保障支撑的架构，政府出资设立科技计划和孵化器支持研发成果产业化和初创型科技企业成长，政府帮助高校解决早期研发投入匮乏的问题。刘宏斌认为，香港与以色列在科研领域有相似之处，两地都是在前端的基础研究上有较大优势。香港作为中西方汇聚的城市，很多前沿的想法会在此碰撞。如果能够将香港作为初创公司孵化以及技术初期研究的基地，相信能够为国家的科研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